在發展產業進行脫貧攻堅方面，山西突出功能農業、光伏、電商和鄉村旅游等特色產業，推進產業扶貧到村到戶。　
  “年發電時間1500個小時，年收益118.8萬元，保障9個貧困村每村20戶深度貧困戶每年每戶不低于3000元收入，每年分配收益總計54萬元。”大同市靈丘縣獨峪鄉建設光伏扶貧電站的這組數據，只是山西眾多精準扶貧項目中的一項。在脫貧攻堅進入深水區，扶貧面臨“最難啃的骨頭”之際，山西作為全國脫貧攻堅的重要戰場，直面“最貧困地區”，實施貧困村提升工程，帶領貧困戶脫真貧、真脫貧。
  近日，山西省下發《關于加快推進貧困村提升工程的實施意見》，解決貧困村存在的突出問題，對整村搬遷深度貧困村以外的建檔立卡貧困村，實施整村提升工程。意見中要求，到2020年，實現每個貧困村有基本完備的基礎設施、有基本完善的公共服務、有穩定增收的特色產業、有文明和諧的美好鄉風、有堅強有力的村級黨組織，貧困發生率降至2%以下，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達到或接近全省平均水平。

  事實上，不僅是實行“以村建站，光伏扶貧”模式的獨峪鄉，在被確定為山西省資產收益扶貧試點縣后，靈丘縣在扶貧工作中推行六種收益模式，推動扶貧脫貧進程。　范麗芳 攝
  靈丘縣作為國家級貧困縣，因其地處黃土高原、日照充分，2016年被列為國家光伏扶貧工程重點實施范圍。獨峪鄉在大興莊村、豹子口頭村、站上村等9個村，按照每個貧困村100KW規模共建設了900KW村級分布式光伏電站，在符合清潔低碳能源發展要求的同時，發展農村精準扶貧項目。
  事實上，不僅是實行“以村建站，光伏扶貧”模式的獨峪鄉，在被確定為山西省資產收益扶貧試點縣后，靈丘縣在扶貧工作中推行六種收益模式，推動扶貧脫貧進程。
  靈石縣是山西推進扶貧脫貧攻堅戰的一個縮影。在發展產業進行脫貧攻堅方面，山西突出功能農業、光伏、電商和鄉村旅游等特色產業，推進產業扶貧到村到戶。目前，全省貧困村有主導產業的占83.7%，貧困戶中有增收項目的占79.5%。到年底，確保實現50%的貧困村有龍頭企業帶動，30%的貧困村有股份合作經濟組織，100%的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都有增收項目。
  作為脫貧攻堅重要戰場，山西在全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區中有兩個。面對艱巨的脫貧攻堅任務，山西省委書記駱惠寧表示，“山西是著名革命老區。如果不解決貧困區域和貧困人口的脫貧問題，我們就對不起這片紅色土地。”
  為進一步加快脫貧步伐，山西從36個國家級貧困縣中確定了10個縣為攻堅重點縣。在7993個貧困村中，確定了需要整體搬遷的3350個深度攻堅重點村。從144.2萬貧困人口中，確定了28.47萬深度貧困人口，作為攻堅重點人群。
  對這些深度貧困地區，山西在財政投入、項目布局、金融等方面給予傾斜。2017年，山西拿出中央和省級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的30.5%共11.76億元人民幣支持前述10個深度貧困縣。
 “山西財政并不富裕，家底并不厚實，但在脫貧攻堅上我們舍得投入。”山西省省長樓陽生在十九大山西代表團開放日上說，今年山西要完成2270個村、66萬人脫貧任務，實現3個國家級貧困縣、11個省級貧困縣脫貧摘帽，特別是要始終堅持脫真貧、真脫貧，確保到2020年決戰完勝，讓貧困群眾和貧困地區同全省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
  除此之外，山西還選派“第一書記”進駐貧困村幫扶，為農民脫貧致富注入“關鍵力量”。對此，山西武鄉縣故縣鄉十里坡村的韓登科深有感觸。
  “貧困村之所以貧困，除了自然、歷史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人的問題。農村‘第一書記’頂大事兒。就拿我們村來說，“第一書記”任珊駐村之后，不僅扶貧上有了起色，村“兩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也顯著增強。”韓登科如是說。
  韓登科在提到自己從放牛放羊的普通農民，變身為領著村民脫貧致富的合作社帶頭人時仍覺得有些吃驚。“我是一個初中還沒畢業的農民，這幾年的變化可以說是翻天覆地。有時自己想想都有點吃驚。目前，除了經營著500多只羊的養殖場，我還種了100多畝地，在當地也算是小有名氣!”
  山西省委組織部部長吳漢圣在不久前召開的“推進‘兩學一做’服務脫貧攻堅專題”研討會上介紹，山西先后從省市縣各級機關派出9410支駐村幫扶工作隊，2.86萬名駐村幫扶工作隊員，9393名農村第一書記，配強貧困村領導班子。最近，又派出9973名干部到鄉鎮進行為期兩年的掛職幫助工作。
  資料顯示，針對扶貧工作，山西采取了一系列高“含金量”措施和精準辦法。2016年，實現57萬貧困人口脫貧，1900個貧困村退出，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623元，增幅高出全省平均水平2.4個百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