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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能】我國節能減排面臨雙重任務 |
| （時間:2013-6-13 10:37:10） |
去年十八大以來，建設美麗中國被提高到國家戰略高度，節能減排話題的探討隨之再次升溫。從節能減排寫進國家“十一五”規劃到前不久環保部公布2012年度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八家中央企業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核查工作，盡管節能減排在我國取得巨大進展，但仍然任務艱巨。
5月19日，中國能源研究會節能與企業能源管理專業委員會在北京組織召開了“開展低碳節能為整治環境作貢獻”政策與技術研討會。二十余位專家學者共聚一堂，圍繞能源低碳利用主題展開了廣泛討論。
下面我們根據研討會專家互動內容和節能減排的背景，梳理出節能減排目標從國際共識轉變為國內政策目標的脈絡。
一、節能減排從科學領域轉移到政治領域，并形成國際共識
19世紀中后期，應對氣候變化只是當時少數科學家出于個人興趣的研究課題，諸如英國物理學家廷德爾（Tyndall·John）研究氣候問題是因為中年時登阿爾卑斯山被看到的冰川壯麗景象所迷。而且那個時代的氣候研究不是出于防止氣候變暖，而是擔心結束恐龍時代的地球冰川世紀再次到來，意外發現了二氧化碳的溫室效應。
直到19世紀末，有科學家提出溫室氣體可能會影響溫度，但是大氣中二氧化碳增加的可能性卻因為相信海洋會吸收大部分增加的含量而沒有受到關注。這時科學界普遍認為，理論上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會因為煤等化石燃料的燃燒出現全球尺度的變化，但因為人類工業增加的二氧化碳到底是累積在地球大氣中還是被海洋和陸地植被所吸收則并不確定。
到20世紀50年代末，科學界才有實證數據證明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不斷上升，這位科學家叫查里斯·大衛·基林（Charles David Keeling），他根據在美國夏威夷島一個大氣二氧化碳含量監測點的數據繪制出了著名的“基林曲線”，那條不斷上升的曲線成為了20世紀的氣候變化的標志圖。他本人則被認為是現代氣候變化的先驅。
沒過多久，他的研究小組的工作很快得到了來自世界各地類似觀測的呼應，從而得到了全球二氧化碳分布和變化的圖象。
再后來，這個氣候領域的問題轉向政治領域。生于1948年的美國政治家戈爾（Albert Arnold Gore Jr.）是實現這一轉向的主要推動者之一。其政治角色為多數人熟知：1992年他作為比爾·克林頓的競選伙伴再次參選，成功當選副總統；在2000年競選美國總統，但是以微弱劣勢輸給了喬治·布什。實際上，他同時是一位堅定的環保主義者，環保是其政治演講中的一個主題，在白宮任職期間，還積極推動克林頓簽署了《京都議定書》。
《京都議定書》是人類歷史上首次以法規的形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發達國家從這一年開始承擔減少碳排放量的義務，而發展中國家則從2012年開始承擔減排義務。我國于1998年5月簽署并于2002年8月核準了該議定書。歐盟及其成員國于2002年5月31日正式批準了《京都議定書》。2004年11月5日，時任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京都議定書》上簽字，使其正式成為俄羅斯的法律文本。
在此之前，減排目標曾被以為是發達國家限制發展中國家能源使用、遏制經濟發展的陰謀，即使發達國家內部，也擔心經濟發展受限制。《京都議定書》簽署時，時任得克薩斯州州長的喬治·布什就抨擊，履行京都議定書有可能會大幅降低美國GDP增長。他擔任美國總統的2001年，美國退出了該協議。
據當時的報道，歐盟對美國的決定表示嚴重不滿。日本政府發表聲明，要求美國重新考慮退出《京都議定書》的決定。時任澳大利亞環境部長的希爾認為，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費國，有責任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否則《京都議定書》就無法實施。
21世紀這些年來，全球經歷了多次颶風等極端氣象災害，美國也頻繁 遭極端天氣襲擊。更多更令人信服的證據出現，讓減排在政治領域逐漸形成國際共識。
2009年9月22日，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紐約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開幕式上講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已成為各方公認的應對氣候變化主渠道，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已成為各方加強合作的基礎，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實現人與自然相和諧已成為各方共同追求的目標。
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在2012年報告中也稱，2011年地球大氣的二氧化碳含量創下新高，達到390.9ppm(ppm表示百萬分之一)。這一數字相對于1750年的水平增加了40%，也就是在那時候，人類才開始大規模燃燒化石燃料。
世界銀行2012年也在一份報告中稱，如果不能顯著削減排放量，地球的平均氣溫最早在2060年就可能上升4攝氏度。報告中還強調了這一升溫對人類健康與安全產生的嚴重后果，包括海平面上升、熱浪和其他極端氣候事件。
二、承擔起“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我國節能減排“十二五”目標的考核即將到來
2006年3月14日，在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表決通過了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節能減排作為約束性指標首次寫入其中，要求單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
2007年6月，為切實加強對應對氣候變化和節能減排工作的領導，國務院成立了以時任總理溫家寶為組長、以多位部長和國家相關局局長為成員的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及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相比而言，1990年的國家氣候變化協調小組設在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下面，由當時的國務委員宋健擔任組長；2003年10月，由當時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擔任新一屆國家氣候變化對策協調小組組長。這從機構設置上提高了節能減排的高度和協調性。
該領導小組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制訂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重大戰略、方針和對策，統一部署應對氣候變化工作，研究審議國際合作和談判對案，協調解決應對氣候變化工作中的重大問題；組織貫徹落實國務院有關節能減排工作的方針政策，統一部署節能減排工作，研究審議重大政策建議，協調解決工作中的重大問題。
在2009年紐約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胡錦濤還向世界作出“加強節能、提高能效工作，爭取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顯著下降”等應對氣候變化的承諾。
同一年的12月18日，在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上，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表示，中國有13億人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剛剛超過3000美元，按照聯合國標準，還有1.5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任務十分艱巨。中國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關鍵階段，能源結構以煤為主，降低排放存在特殊困難。但是，我們始終把應對氣候變化作為重要戰略任務。
在2012年，《節能減排“十二五”規劃》、《能源發展“十二五”規劃》等國家規劃相繼頒布實施，將胡錦濤在紐約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承諾作為總的思路和目標。
根據2012年8月實施的《節能減排“十二五”規劃》，到2015年，全國萬元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到0.869噸標準煤（按2005年價格計算），比2010年的1.034噸標準煤下降16%（比2005年的1.276噸標準煤下降32%）。“十二五”期間，實現節約能源6.7億噸標準煤。
2015年，全國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總量分別控制在2347.6萬噸、2086.4萬噸，比2010年的2551.7萬噸、2267.8萬噸各減少8%，分別新增削減能力601萬噸、654萬噸；全國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總量分別控制在238萬噸、2046.2萬噸，比2010年的264.4萬噸、2273.6萬噸各減少10%，分別新增削減能力69萬噸、794萬噸。
2012年底出臺的《能源發展“十二五”規劃》則繼續明確：到2015年，我國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11.4%，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目標降到0.68噸標準煤/萬元，2010年這個數字是0.81。每千瓦時煤電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均下降到1.5克。這不是預期性的目標，而是約束性的。
三、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節能減排面臨治理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的雙重任務，要分階段安排應對的先后時序和主次
現在研究已表明，化石能源的利用對環境的危害分為三個部分：一是能源利用造成室內環境污染問題，如農村用薪柴、秸稈做飯、取暖產生的室內煙塵污染；二是利用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造成的區域污染，包括酸雨、霧霾等污染；三是利用化石能源排出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造成的氣候變化。
研討會上專家對能源的開發利用同樣議論紛紛，列舉的對策多種多樣，涉及能源結構調整到區域綜合治理多方面，甚至有人提出關閉北京的電廠到周圍省區買電這樣的激進意見。
對此，原能源部政法司副司長朱成章則提醒，“一方面基于電力系統的特點，一個城市要有自己的電源，否則一旦跨區電網出問題，全城都黑了，這個后果是可怕的。另一方面要區分環境污染治理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發達國家是在解決了環境污染的基礎上，全力抓氣候變化問題；而我們是環境問題沒有解決，面臨氣候變化和保護環境雙重任務。因此，我們在應對氣候變化時，要優先解決環境污染問題。
他在此前一篇《煤電是我國煤炭干凈利用的惟一出路》撰文中的表述更加全面。文章稱，“發達國家通過兩次能源大轉換由薪柴轉換成煤炭，又由煤炭轉換成石油、天然氣，發達國家已經實現能源消費以油氣為主，解決了室內污染和區域污染問題，他們只剩下一個氣候變化問題。但是許多發展中國家還沒有完成兩次能源大轉換，特別是我們中國還是世界燒薪柴、秸稈最多的國家，還是以煤為主的國家，對于我們來說，需要解決化石能源等利用中的三大污染問題，對于我們來說不能只顧低碳、只顧減排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我們應當學習發達國家要解決好室內污染和區域污染，包括灰霾污染。”
在他看來，氣候變化與環境保護還得分開來解決，像發達國家那樣，先解決好化石能源利用中的環境問題，然后再去解決化石能源利用的氣候變化問題，當然在解決室內污染和區域污染的同時能減排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則更好。
“實際上，由于嚴格的《大氣環境標準》和電廠脫硫脫硝的推廣，燃煤電廠成為最能清潔利用煤炭的用戶。”他表示，“這部分用煤約占我國近40億噸煤炭消費量的50%。而其余50%的燃煤消耗用于鋼鐵、冶金、化工、水泥等行業以及小鍋爐、小窯爐、居民家用做飯和取暖等方面，相對于燃煤電廠的集中嚴格排放，高空排放，這50%的燃煤污染更嚴重，這部分污染分散度大、低空污染，很難控制，對城市污染的貢獻很大。”因此，他建議將天然氣優先用于替代分散的燃煤和不好控制的部門。
四、今年年初發生的全國大范圍霧霾，已經讓大氣污染治理的必要性和緊迫感深入民心
距今60年前，由于大量燃煤、人口集中和一定的氣象條件，英國倫敦曾遭遇了號稱“史上最嚴重”的霧霾天氣，時間是1952年12月，英國的冬天。
今年年初，我國的部分城市也遭遇了同樣嚴重的霧霾。節能減排在政治領域成為國際共識，兌現節能減排目標時間點的逼近，似乎不及這場霧霾災害讓國內公眾感到極端天氣的威脅之大。同時，我國新版的大氣監測標準正式試行，與PM2.5的監測數據一同公布。其間多個城市的PM2.5值為我國標準規定的日均濃度限值75微克/立方米的7倍左右。
此前在國內，這個數據最早由美國大使館正式發布，但國內官方沒有相關監測。在環保人士利用新媒體的轉載和推動下，PM2.5的監測今年初正式開始。
會上，北京達華低碳研究院副院長李占伍就我國PM2.5的污染及其對策作了發言。在他展示的幻燈片中，有一張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美國運動員下飛機時戴著口罩的圖片。他讓我們想起，“當時這一舉動引來國內一片不滿”，然而下一張圖片展示了年初霧霾時國內市民戴著口罩走在大街上，接著還有天安門廣場上值勤戰士戴著口罩的圖片，他接著介紹說，“四年多后，我們自己也這樣了。”顯然，他在用對比提示這種戲劇性的變化。
今年1月霧霾發生期間，多地的研究分析已表明，汽車尾氣、燃煤、道路揚塵與建筑施工是PM2.5的主要來源，根據不同城市的瞬時監測顯示，主要污染源的比重會有不同。李占五援引杭州霧霾源結構研究數據，汽車尾氣占40%，燃煤占33%，揚塵與建筑施工占10%，而南京、沈陽、北京的三類污染源比重則會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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