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訂閱社區雜志 |
【節能】多重壓力增加中國低碳轉型的艱難性 |
(時間:2011-8-11 9:35:46) |
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作為一個人口眾多、經濟發展水平低、生態環境脆弱 易受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的發展中國家,正處于經濟快速發展階段 面臨著發展經濟、消除貧困和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多重壓力,這使得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道路更為復雜與艱難。就中國發展低碳經濟面臨的挑戰,近日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 中國碳排放總量的峰值遠未到來 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對碳排放總量峰值的影響有哪些? 李佐軍:目前,中國正處于以重化工業快速發展為主要特征的工業化中后期階段,機械制造、汽車、鋼鐵、建材、石油、石化等重化工業行業相繼進入快速增長通道。與此同時,城市化正處于加速發展的中期階段(根據國際經驗,當一個國家的城市化水平處于30%至70%時即為加速階段),2010年的城市化水平為47.5%,基礎設施建設正大規模推進。所有這些都形成了對資源和能源的巨大需求。 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組從歷史考察的角度發現:經濟發展與碳排放關系的演化依次經歷了碳排放強度峰值、人均碳排放量峰值和碳排放總量峰值三個階段。就中國目前來看,僅僅跨越了碳排放強度的高峰,且碳排放強度尚未穩定下降,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總量高峰還未到來。 “高碳”致使中國能源消費的碳強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30%以上 中國的能源結構具有明顯的“高碳”特征。這對中國低碳轉型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李佐軍:中國的能源結構特征是“富煤、貧油、少氣”。1990年,中國煤炭消費在一次能源消費中所占比例為76.2%,2007年為69.4%。2008年,在中國的能源消費中,煤炭占68.67%,石油和天然氣分別只占18.78%和3.77%。這決定了中國對煤炭的依賴遠大于世界其他國家,并且這種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可能得到根本改變,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將比其他工業化國家付出更大的代價來實現低碳發展。 煤的碳密度比其它化石燃料要高許多。在產生同等熱量的條件下,煤、石油和天然氣排放的二氧化碳的比例大致是5∶4∶3。據計算,每燃燒一噸煤炭,將產生4112噸的二氧化碳,這比石油和天然氣每噸多出30%和70%。由于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所占的比重較大,因此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也相對較高。中國能源消費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30%以上。 在中國,天然氣、風能、太陽能等潔凈能源所占比重過低,可再生能源的商品量僅占能源消費總量的2.5%,核能比例較低,小水電資源開發利用率只有23%,風電資源的利用率僅有萬分之五。已經涌現的一些新的能源開發利用成果在中國已嶄露頭角,但其開發利用的比例仍然很低,距世界平均水平還有很大差距。 發展路徑依賴或致減排成本增加一倍 除能源結構呈現“高碳”特征外,中國現有的發展模式對低碳轉型的障礙還有哪些? 李佐軍:由于整個社會的生產消費系統對化石能源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中國經濟由“高碳”向“低碳”轉變還將面臨“鎖定效應”的制約。 中國高出口、高投資的經濟發展模式,很容易被鎖定在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路徑上。由于經濟規模巨大,基于化石燃料的技術和制度基礎就具有更大的慣性。荷蘭環境評估機構的研究表明,今后10年修建的高碳基礎設施和設備在經濟壽命還沒到期的時候就必須報廢,這造成每年的減排幅度需增加1倍,即減排成本由現在開始行動的2.5%上升到5%。 中國政府“越位”、“缺位”問題嚴重,體制變革難度很大,形成了體制的“路徑依賴”。政府“越位”表現為政府權力過于強大,干預和替代市場。越位越多,權力就越變異,越容易轉換為資本。政府“缺位”主要表現為公共服務不夠,行業協會等非政府組織發育緩慢,知識產權保護乏力等。政府一旦被鎖定在“越位、缺位”的軌道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消費、低效率的經濟發展方式就難以轉變,低碳發展的障礙也就很大。 人口數量必然造成中國碳排放總量巨大 中國是第一世界人口大國,這對中國的碳排放有哪些影響? 李佐軍:人口數量與碳排放量具有正相關性。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國的碳排放總量不可避免地逐年增加。大量的人口及其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導致資源、能源、產品和服務等需求的不斷增加,從而導致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 有研究表明,每增加1%的人口相對應的二氧化碳的平均排放的增加量是1.28%。中國的人口高峰預計將在2030年到2040年出現,數量達近15億,因此勞動力年齡人口增長仍將持續約10年。 中國未來20年內可以預見的人口和經濟增長帶來的碳排放增加,是國際社會最為關注的焦點。在當前的國際談判中,各種研究報告和政治提案都試圖將作為排放大國和主要經濟體的發展中國家從發展中國家集團中分離出來,特別是要求中國承擔更大的責任,這對中國無疑是巨大的挑戰。
|
|
|
|
推薦圖片 |
|
熱點文章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