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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周生賢:國外環保轉變的三種類型 |
| （時間:2009-9-7 10:24:06） |
溫家寶總理在第六次全國環保大會上強調：要加快實行“三個轉變”：一是從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轉變為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并重；二是從環境保護滯后于經濟發展轉變為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同步；三是從主要用行政辦法保護環境轉變為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辦法解決環境問題。以溫家寶總理向國內外宣布環境保護工作的“三個轉變”為標志，我國開始實行歷史性轉變，把環境保護擺上了前所未有的戰略位置。
歷史性轉變不是中國獨有的，而是世界環境保護發展的必然。它在世界上有這么幾個類型：
一是絕路逢生型。
20世紀60年代以前，美國處于唯經濟發展的時代，發生了著名的洛杉磯煙霧事件和多諾拉事件等。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國以《國家環境政策法》、《清潔空氣法》、《清潔水法》等為標志，告別了唯經濟發展的時代。特別是《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要求一切重大行動都要進行環境影響評價，既開創了世界環境影響評價的先河，又找到了以保護環境優化經濟增長的途徑。從1970年實施《清潔空氣法》開始，20年后，30歲以上的人群中減少了18.4萬例早衰死亡。其他呼吸道疾病比無控狀態下減少了970萬急性支氣管炎患者。1970—1990年間環保總收益達22.2萬億美元，即每年1.1萬億美元。
英國泰晤士河經歷了兩次污染、兩次治理。隨著倫敦不斷擴張，大量糞便進入水體。1850年，泰晤士河已是臭氣熏天。1858年，國會兩院不得不把浸漬了消毒劑的布單掛在窗上以去除臭氣。更為嚴重的是，飲用受污染的水導致了疾病的傳播，發生了大規模霍亂。之后倫敦先后修建了污水管道和污水沉淀池，緩解了河水的污染情況。1900—1950年，倫敦人口迅速膨脹，城市生活和工業污染大量增加，水質再度惡化。之后，通過嚴格控制工業“三廢”排放，建立大型污水處理廠，采取河內人工充氧措施，水質得到明顯改善。魚類絕跡一百多年后又重現泰晤士河。從泰晤士河的治理不難看出，第一次治理由于主要依靠工程措施，經濟與環境的關系并未發生質的變化，出現反復在所難免。而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世界經濟逐步向信息時代或者知識經濟時代過渡，嚴格工業環境管理，推進了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投資向城市污水處理廠和環境治理傾斜，提高了流域污染防治能力；曝氣復氧技術的利用，對污染治理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于是，泰晤士河水質發生重大變化也在情理之中了。
二是奮起直追型。
日本是后起的工業化國家，從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經濟年均增長高達10%，在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奇跡的同時，也帶來了沉重的環境災難。上個世紀50—60年代，發生了震驚全球的四大公害事件：日本水俁病事件、四日市哮喘病事件、愛知縣米糠油事件、富山骨痛病事件。
面對嚴峻的環境形勢，日本一開始寄希望于在不妨礙經濟發展的情況下保護環境，結果沒有逃脫環境污染日趨加重的厄運。在強大的壓力下，1970年召開的64屆國會，確立了環境優先的原則，實行了世界上最嚴格的環境標準。這不僅沒有妨礙經濟發展，而且有力地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日本從1975年到1980年，工業氮氧化物的排放量由61.5萬噸降至54萬噸；二氧化硫排放量由110.9萬噸降至72萬噸，5年中分別下降了12%和35%，可見產業結構優化貢獻之大。實踐證明，歷史性轉變為日本的環境保護注入了極大的活力，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基本解決了產業污染問題，創造了世界環境保護的奇跡。
三是跨越發展型。
新加坡在工業化的初期，也存在隨意傾倒垃圾、排放廢水和廢氣的現象。但環境問題剛剛暴露，他們立即實行歷史性轉變，1971年，新加坡政府提出城市“環形發展計劃”，即環繞主島進行建設。城市實行功能分區，將工業區與居住區分離，重工業區遠離居住區，重污染大型企業建在島嶼上，避免市區環境污染，保護市民健康。從上世紀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后期，環境保護的工作以政府為主導，加強環境保護的機構建設，建立環境保護的法律框架和管理體系，在土地利用規劃指導下開展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并進行認真的污染治理。經過20多年的努力，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城市環境基礎設施，成為一個舉世聞名的花園式城市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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